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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是位布衣老者，指尖捻起茶匙的动作轻如拂尘。他总说茶有性情，需知时节、懂水土，更要惜缘。案上的茶器各有故事：粗陶盖碗来自景德镇的老匠人，青瓷公道杯是旅途中偶然所得，连竹制茶则都透着经年摩挲的温润。

三五茶客围坐，看热水注入时茶叶舒展的姿态，听壶盖轻响如自然私语。从明前茶的鲜爽聊到岩茶的岩骨花香，话题随茶汤渐浓，最后都化作唇边回甘。
　　接二连三的事情彻底打乱了我们快乐的节奏，两人的关系急剧降温，我们开始冷战，分手，又讲和，周而复始地循环。安洋说我变得胡搅蛮缠，不再是那个自信又从容的小女人。也许是我的步步紧逼让他失望，但不管怎样，都改写不了他已不那么喜欢我的事实。安洋的动摇让我变得更加敏感多疑，而他连象征性的解释也不再说，只是沉默，最终我们彻底崩盘。我们谁都没有再回头，像最初搭档时那般默契。
　　1978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文本解读派。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者要搞学问，首先要读文本，不读文本，那就不是搞学术。文本解读逐渐成为一种热潮。第二种研究范式是以西解马派。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置于他们当年所在的西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中来思考，以此来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三种研究范式，我把它概括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这种研究范式在哲学界的老专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强调并注重研究中国的时代问题、现实问题。这三种研究范式在各自方面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其中，文本解读派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以正本清源，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误解和误读。以西解马派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具有世界眼光，应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应把握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西方元素和基因，应拓宽我们自身的研究视野，以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一片新的空间。“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研究范式不排斥文本解读，也不排斥以西解马，并认为它们都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必经之途。但是，前两种研究多是在“空中”、在书房中搞学问，不是走出书房、站在中国的大地上搞学问。“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既要在空中，更要在地上，也就是头上要顶着星空，脚下要接着地气，既要读书本之书，也要读实践之书，既要掌握书本公式，也要掌握生活公式，既要会说教科书中的话、经典文本中的话、西方的话，更要会说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且融通中外的哲学话语体系。在今天，我认为更要强调并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原因在于，只强调前两种哲学范式，往往会给哲学研究和发展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我们把文本解读看成是“上篇”，把“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看作是“下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的互动当中来实现的。而我们今天的研究却是“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第二个问题是，没有真正体现哲学的本质。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再到马克思哲学，我们看到哲学是发源于问题和疑惑，而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面向他所在社会的现实逻辑和时代问题的。脱离了现实，脱离了问题，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本质。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哲学达不到时代实践和人民所要求的水平。因为这样的哲学研究是滞后的，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践要求和人民诉求，哲学表达不出自己的声音。马克思注重走出书房，而我们往往是呆在书房；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逻辑，我们却只关注文本解读与书本逻辑；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性的，因而他的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付诸实践，而我们的哲学往往是概念性的。第四个问题是，哲学丧失了一定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研究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就逐渐沉默，继而失去了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问题的话语权。因而，我们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并将其概括为四个核心概念：现实逻辑、中国问题、话语体系、哲学话语权。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作为首要课题，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且融通中外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范式新方法，继而形成一套全新的哲学话语体系。只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才敢说哲学重新具有了话语权。